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wydzx2005 的博客

 
 
 

日志

 
 

既是人性的恶,又是体制的恶  

2017-03-13 08:55:31|  分类: 高中月考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既是人性的恶,又是体制的恶
 
王淼
 
导读:一个思想者只有在生命终结之时才停止思考……

1961年,犹太裔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派记者身份来到耶路撒冷,她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参加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阿伦特其实是以社会评论家、流亡者、见证人、幸存者等多重身份亲临耶路撒冷审判现场的,她说自己从未见过艾希曼这样的纳粹屠夫,是耶路撒冷审判为她提供了这次机会,让她得以了解像艾希曼这样的纳粹屠夫内心真实的想法。当然,也正是通过对艾希曼个人人格与心理的切片式剖析,她才会对人性的“平庸的恶”有了更加深刻的把握。阿伦特为《纽约客》写了五篇报告,并最终结集为一部极富争议的小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阿伦特首先即将艾希曼描绘成一个“老黄牛式的、‘平庸的’办公室罪犯”。与大多数人想象中的令人恐惧的纳粹屠夫决然不同,艾希曼并没有长着一副魔鬼面孔——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既不心理变态,也不暴虐成性;他有着普通人的思维和感情,对亲戚朋友的态度“不仅正常,而且十分值得称道”;他自认为是守法公民,恪守职业准则,遵循社会规范,从不越雷池半步;他总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小心翼翼,唯命是从,为了个人升迁而勤奋工作……恰恰是这样一个没有任何个性、甚或没有任何自我的普通人,却成为“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重要执行者,成为一个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刽子手,这看上去既非常矛盾,也未免让人感到疑惑重重。那么,艾希曼究竟是怎样变成刽子手的呢?针对对犹太人的灭绝屠杀,他又有着怎样的心理呢?通过解读艾希曼的庭审报告,阿伦特认为,艾希曼根本就是没脑子,他其实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艾希曼集中体现了纳粹罪恶本身的无个性性质,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很多纳粹战犯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艾希曼其实意味着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的“平庸的恶”。

在阿伦特看来,“平庸的恶”所反映出的既是一种人性的恶,又是一种体制的恶,艾希曼的“无个性”与“没脑子”,其实正是纳粹体制刻意塑造的结果。极权社会向以破坏道德律令的根基和践踏人性的判断力为目的,纳粹的意识形态则成功翻转了艾希曼头脑中的合法秩序,进而把谬误与恶意变成一个新式“正义”的基础,根植在他的脑子里,最终让他失去人格,丧失个性。

阿伦特说:“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的确,艾希曼是矛盾的,尽管他本人并不自知,纳粹的意识形态已然在他的体内形成了一整套无可替代的机制,而全力执行上级的命令乃是他的分内之事。但这就可以减轻艾希曼本人的罪责吗?显然不能,因为极权机器中所有的“齿轮”——无论是行凶者,还是帮凶,在法庭上都会还原成具体的个人。

事实上,阿伦特并不是单纯站在犹太人的立场、而更多的是站在一个学者的立场去关注这场审判的,她由艾希曼犯罪性格的剖析,延伸到世间每个人身上都会存在的平庸的肇因;她指出“用消灭人类以及宗教迫害的手段去对付犹太人,这种做法将永远成为我们沉重的历史负担”……阿伦特在书中探讨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耶路撒冷法庭考虑的范畴。


我们都是不愿思考的平庸者

思郁

每年进入12月份之后,很多媒体都忙着总结一年的收成,盘点大小的收获,汇总今年的热点话题,遴选自己心目中的十大好书榜单。我也来凑个热闹,聊聊今年比较热点的图书。

关于纳粹与大屠杀的图书,几乎每年都有,但是今年相对更集中一些,形成了一个热点话题。不说别的,单是汉娜·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译林出版社2016年10月版)一书的出版就足够引起热议。这本书曾经有个伪版本收录在吉林人民出版社的“人文译丛”中,那本书其实是就“平庸的恶”这个争议性的话题编选的一本评论集,其中涉及原著内容也只截取了结语和后记部分,正文大部分内容并未收录。

在阿伦特的系列著作中,《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当然不是她最具代表性的书,但一直都是她最具争议性的书。这大部分的原因在于,阿伦特当年在耶路撒冷的审判现场近距离观察纳粹党卫军高官艾希曼之后,发现这个人身上的一种平庸性,你费尽力气也无法从这个人身上找到任何残忍和恶魔般的深度。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恶魔,倒是稀松平常。艾希曼令人不安的原因恰恰在于:有如此多的人跟他一样,既不心理变态,也不暴虐成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太正常了,甚至正常得可怕。他为了获得晋升而努力工作,除此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动机杀人。阿伦特在书中总结这种人的特性时说:“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让他变成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

阿伦特当然不是为艾希曼开脱。就算艾希曼是纳粹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方案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齿轮,是一个只知道服从上级命令的小官僚,他同样也是一名罪大恶极的罪犯,他犯下的罪行是无法被原谅的。但是阿伦特想理解这种人的想法是如何形成的,她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惹怒了很多人,包括她多年的好友。他们认为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观察和结论过于草率,你不能从对个体的评价中总结出一个普遍的结论,认为纳粹大屠杀中的很多执行者和参与者都是不能思考的平庸者。这是一个不能令人信服的结论。

而在今年出版的另外一本关于纳粹大屠杀的书《纳粹医生:医学屠杀与种族灭绝心理学》中,心理学家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理解邪恶的方式似乎更令人信服一些。他采访了很多纳粹和受害者,其中有一半左右的人都是纳粹医生和医生助手,他们帮助筛选进入奥斯威辛死亡营的犯人名单。利夫顿从纳粹医生的心理入手,试图理解他们的世界,理解邪恶是如何发生的。利夫顿提到阿伦特的“平庸的恶”论断时说,他所访谈的纳粹医生作为人的普通性也进一步证实了阿伦特的论断,但是这其中还是有所不同。虽然他的研究中一再讲述了普通人如何进行恶魔行为的,但是在这样做时,他们自己也发生改变了。在完成他们行为的同时,他们自己也不再是普通人。他们的角色已经从一个医生转变为一个杀人凶手。这种心理学意义上的角色转换,更有利于我们理解邪恶与杀戮是如何产生的。

当然,以上只是我着重提及的两本关于纳粹大屠杀的著作,如果对奥斯威辛感兴趣的还可以参考阅读“理想国译丛”中的《奥斯威辛:一部历史》,这是对纳粹大屠杀更为系统的梳理。

其实从阿伦特的结论中,我们能探知到为何“平庸的恶”这个概念能够影响如此深远。因为不思考这种特性绝非艾希曼这种党卫军高官的特性,不思考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中最为普遍和醒目的特质。我们当然是一个个独立的能够思考的个体,但是这种个体的权利对我们大部分人而言只是一种幻象,我们甘愿放弃思考权利,让别人代替我们思想,我们转发各种鸡汤,醉心于各种娱乐,甘心放弃自己的想象力,不再阅读文学,嘲讽崇高,鄙视审美,混淆是非。我们都是不愿思考的平庸者。


阿伦特:失落世界的守望者

陈伟

一个思想者只有在生命终结之时才停止思考。

阿伦特的著作,阅读起来不无难度。她的著作,很有些独特的地方。

首先,阿伦特十分注重概念的区分和辨析。概念区分意在辨析不同的现象。无论是阿伦特的时代还是今天,人文社会科学界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概念的混用,这种混用与强权相结合,就会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灾难。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里的口号“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正是这种混用的写照。奥威尔还提到极权社会里热衷于不断制造“新话”(新的词语)。“新话”让人远离了现实,让人沉浸在迷醉状态中,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役。

其二,阿伦特特别注重对人们生活中新现象的辨析。阿伦特认为,学者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用过去来比附新出现的事物,无视新现象真正的本质。比如说人们在暴政、僭主制的意义上去看待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这便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而阿伦特则用“极权主义”来描述二十世纪出现的新政体——纳粹政体以及与之相类、有着相同本质、旨在确立意识形态统治的政体。

第三,阿伦特注重对政治经验的深度体悟。阿伦特反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认为它们用抽象干瘪的数据、图表拉开了人们与现实政治经验的距离,让学者成了冷血动物。统计数字中的死亡人数,不如眼前的一具尸体对人有震撼力。以社会科学家的功能主义视角来看,希特勒与英雄人物发挥着相同的统治功能,具有相同的本质,而普通的公民彼此之间也没有独特性可言。

最后,阿伦特的著作是不成体系的,往往不导向明确的结论。阿伦特曾经说:“如果我的记忆力足够好,我一个字都不会写。”她非常推崇苏格拉底,她自称她所有的作品都是她思路展开过程的记录,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思想家。思考问题的方法,阿伦特称之为理解。阿伦特经常提到一个比喻,名为珀涅罗珀之网(aPenelope’sweb),意为一个人织网而第二天早上又把网拆开重新编织。思想活动正是如此,思想不是设计好了的有着明确起点与终点的连续剧。阿伦特在她的《精神生活》的卷首语引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讲述什么是思考。思考不会给我们带来解决问题的方案,也不会产生什么新的东西,它只是一个过程,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一个思想者只有在他生命终结之时他才停止思考。

在劳动动物充斥的现代世界,她提醒人们关注行动

行动是实践生活中一种独特的人类活动,阿伦特将行动同劳动和制作区分。“制作”是古希腊的术语,主要用于描述手工业活动。劳动、制作、行动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清楚的。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能量交换。人在劳动中受制于自然,劳动要不违农时。制作的特点是人按照目标或蓝图去创造有形物品,例如一张桌子,便是制作的结果。这个过程中人不是被动的,但他只是部分地获得了自由,其特点是有明确的目标和手段。制作活动的典型形象是古希腊的工匠,劳动的典型是种地的农民。

行动则另有千秋。阿伦特著作中的行动概念,前后并不统一。有时指开启新局面、不可预先知道的举动,例如英雄壮举,有时指公共政治生活中公民的言行。在第二个意义上,行动与古希腊城邦政治相联系。参与广场上政治活动的公民是完全自由的,不像劳动那样受自然必然性的约束,也不像制作活动受目的和手段逻辑的支配。

很多政治理论犯的错误,便是按照制作的逻辑去描述政治活动,以为从政就是要按图纸创造一个理想国度。第一个犯这个错误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古希腊哲人柏拉图,柏拉图批评匠人营国,实际上他就是按照制作的逻辑来谈政治,他的思维正是匠人思维。在柏拉图那里,芸芸众生就是原材料,制作一个好的城邦,要去掉一些人,擦干画布。这就是制作者的逻辑。柏拉图批评行动,看不起公民之间意见的交换。柏拉图主张,意见是普通公民持有的,是无意义的,业余的,经不起推敲的,没有知识含量的,哲学家则不同,他们从纷繁复杂的生活中走出,从“洞穴”中走出,时刻盯着真理。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没有讨论,没有公民大会,真理让讨论变得多余。柏拉图是城邦的敌人,阿伦特描述的政治生活以城邦生活为原型,现代人失去了这种生活。阿伦特讲的行动生活是自由人的活动,人是一个具有言说能力的动物,人应当被允许到公共论坛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的声音需要被他人听到。阿伦特说:“政治生活中,没有真理,只有意见。”政治生活源于人的“多样性”这个事实,那就是“不是一个人,而是无数多样的人,共同生活在地球上。”

政治行动要和行为相区分。行为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核心话语,行为的特点是可以预期,而行动的特点是不可预期,人参与政治活动,我们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做什么;人能够做出的不可预期的言和行的能力,被称为行动能力。

而所谓行为,则是人经过长期的驯化(极权主义赤裸裸的强制,或现代社会无形的驯化)而成,比如说现代礼仪课程,便是致力于教你一套标准的行为规范,它排除了任何自由发挥的东西。阿伦特说,行为主义兴起的危害不在于它的荒谬,而在于它符合现代社会的特点,人已变得可以预期。在现代世界,只有在革命发生的时候才会有政治行动,行动是自由人的事情。

行动不能孤立地发生,它是具有政治性的活动。劳动可以一个人去进行,制作可以一个人去完成,行动则需要他人的在场,需要他人的见证,行动者发言需要别人来聆听。阿伦特指出,在古希腊人眼里,一个人由家庭领域跨入公共领域是非常神圣的事,奴隶、妇女、外邦人没有这样做的资格。它又需要足够的勇气。行动出现在不同的行动者面前,行动者都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一群人走到一起,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公共空间。阿伦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她说,一群人围坐在一起,中间会放一个桌子,桌子就好比公共空间,它联系着每一个人,又把他们彼此隔开,如果有一种魔法让桌子消失,我们就会感到困窘、尴尬。公共空间既是联系我们的东西,又是把我们彼此隔开的东西。而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正是通过各种途径破坏公共空间,实现其对个人绝对的宰制。

极权社会不允许人们自由集会。为什么这么害怕自由集会呢?因为几个人在一起就有可能形成公共空间,形成共同行动的力量,这种共同行动的力量就是政治权力。按照阿伦特的思路,权力是一群人共同行动的能力。我们彼此是单独的人,由于围坐在一起而形成了公共空间,形成权力。政权的本质就是此种权力。阿伦特说,少数人形成的权力组织,可以控制一个规模极大的国家,因为他们拥有“共同行动的力量”。

阿伦特的最终目的,指向的是世界

不过,阿伦特的最终目的,指向的不是行动,而是世界,这个失落的此岸世界。阿伦特倡导伟大的行动,这当然不错。然而,阿伦特同时对行动的危险保持着警惕。在这个意义上,她的理论表达出的是对世界的担忧。阿伦特认为,现时代的根本问题,不在于马克思所说的人与自我的疏离,而在于人与世界的疏离。世界对我们变得陌生,变得不宜居,或者说,我们在世界中已无如在家中的感觉。

阿伦特讲的“世界”有独特的意涵,它不是日常中文中所说的地理意义上的全球,而是在描述一种文明现象。讲“世界”的时候,阿伦特是在讲什么呢?重要的一点,是在讲对自然与人为(或人造物)关系的思考。自然和人为的区分仍然是古希腊传统的一种做法。阿伦特在讲自然和人为的时候,她是在描述,人能够做什么,还有人的活动要受哪些限制。“自然”在阿伦特这里,是一种外在于人的自由领域的一种力量。

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阿伦特界定的极权主义本质上是自然力量对人的支配。极权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一种超越于人的力量,支配了所有的人,包括极权社会的领袖在内。在纳粹那里,它是种族进化的规律。种族的划分是以自然的语言来描述的。种族是生物学中的一个词。你是犹太人是因为你生下来就是这样子,而不是说你入了某个国籍,成了某个地方的公民。

把极权主义描述为自然力量对人的支配,人对于外在于己的力量的屈服,这种描述非常独特。在极权社会里,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是他违反了哪条人为法,而是说他生得不对,他生下来就是犹太人,由此就必须被消灭,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恐怖所在。这里支配一切的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力量,一个人属于什么阶级由不得自己,一个人是不是犹太人也由不得自己。

阿伦特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极权主义,这一点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很多自然法、自然权利理论的推崇者,把自然当做法宝,当成一个非常崇高的东西去看待。在阿伦特这里,自然是一种毁灭性的力量。它是阿伦特长期研读康德的结果。康德有个名言就是人为自身立法。这就是说人要主宰自己的事务。康德有非常著名的共和思想。康德讲,一个魔鬼的民族都可以建立起一个比较好的政体,如果他们有足够智慧。就是说,人不需要太伟大、太崇高,不需要英雄人物的领导,就能够为自己创立一个文明世界。人造的世界在阿伦特这里是非常重要的。独善其身不可取。面对人世间的罪恶与血腥,阿伦特反问:我们难道就这样视而不见吗?

阿伦特并不赞同现代国家制度,但是她暗示了现代国家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对立。阿伦特指出,在民族国家解体的地方极权主义运动兴起了,在民族国家构建得非常好的地方则没有极权主义。阿伦特相信事在人为。她相信人们通过自己信守承诺的力量和相互之间的信任达成契约,可望构成一个公共世界。

这个世界有两个维度,一方面,它是一个法律体系,体现法治精神。它确保每个人的活动空间,阿伦特比喻说,法就像大厦一样,其中的每一个房间就是我们自由活动的范围,如果没有这个法把这个大厦撑起来,我们的自由空间就不复存在。第二个维度,阿伦特所讲的世界是人类文明成果所组成的世界,特别是人类制作活动的产品所组成的世界。这和很多反思现代性的理论家是非常不同的。很多反思现代性的理论家讴歌的是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讲的是人与自然有机融为一体,这些都不是阿伦特的思想。阿伦特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人开始建造居所,制作工艺品、摆设等等。如果把这个都否定掉了,人就变成了动物。

阿伦特批判各种“主义”式思维

阿伦特的政治思想,落实到个人,指向的是一种意涵丰富的公民理论。阿伦特的公民理论要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独裁政体中的个人责任问题。这尤其见于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审判的讨论中。在现代世界,如何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公民?这里面有一个明显的区分,叫做公民和资产者。资产者是一种人,公民是一种人。阿伦特说,当一个社会到处都是资产者(或者市侩)时,极权主义运动的土壤就形成了。资产者的特点是非政治化,不参与政治,只追求财富的增加,对政治漠不关心。公民的特点则是要承担公共责任,要在适当的时候发声,要付出努力、做出实际的行动来创建、维持公共家园,要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那种正义感和勇气。这种公民具有古典色彩,却不是古希腊公民的复活,因为他可以是兼职公民。

参与政治生活是古希腊公民生活的全部,但不是阿伦特主张的公民要过的生活的全部。遗憾的是,现代社会资产者充斥,公民寥若晨星,对公共责任有关怀的人甚少。这就很危险。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人生活在极其暴虐的独裁政体或以恐怖为本质的极权政体下,普通民众有没有责任,又需要以何种方式、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阿伦特对极权政体中个人责任的反思,每每令人愧疚。为了肉体的保存与安全,有几人能勇敢地向纳粹的屠刀说“不”呢?集中营中坐以待毙的犹太人,便是明证。

阿伦特充满激情的文字启迪了很多人。她启迪了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启发了共和主义的复兴,启发了激进民主理论的发展。然而,并不存在所谓的阿伦特学派。只有固守某种教义的封闭小圈子,才会展现出明显的学派特色,而阿伦特从根本上拒斥这样的做法。

思考是高度个体化的事情,是人与外在世界调适的努力,阿伦特从不认为思考是哲学家的专利。实际上,职业哲学家并不比常人更具有判断力。海德格尔教授在第三帝国时期的谄媚,表明他和平庸的艾希曼在某些方面差不多,他们皆不具有恰当的判断力。阿伦特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学会思考,她称我们应当如同锻炼身体一样,经常锻炼我们的思考能力。思考是一个人内心分饰二角,在我与“自己”之间展开的无声的对话。阿伦特由苏格拉底这一思考者的范型出发,似欲表明思考对于一个人拒绝作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苏格拉底宁愿忍受被人冤枉,也不愿意对别人施以不义,因为他一旦做坏事,他就不能与内心那个“自己”如朋友一样地友好共处了。

阿伦特批判各种“主义”式思维,认为那是对人的头脑的束缚,是人失去思考能力的标志。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让人失去了现实感,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意识形态分子之于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诚如夏虫不可语冰。不过,学人还是给阿伦特赠以主义的头衔,如共和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这多少体现了人们不太愿意真正聆听她的教导。大概失去了“主义”这个意识形态坐标,我们不知道如何去理解一个思想家。或者说,我们不想让事情变得复杂,我们想简单快速地对一个人的立场进行辨析。这是可悲的,是人懒于思考的体现。
阿伦特,失落世界的一位守望者,于无声处,她的文字如同黑夜中的光亮,让人们从绝望中看到一丝希望。诗人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求光明!”

【内容摘要】

1906年 3月19 日,艾希曼出生于德国的索林恩。这个位于莱茵河谷的小镇,以制造刀具、剪刀、外科器械而闻名。五十四年以后,写回忆录成为他最大的消遣;回忆起自己的出生这一值得纪念的事件,他写道:“今天,距离1945年5月8日己有十五年零一天。我让思绪飞回到1906 年 3月 19 日,早晨五点,我来到了这个人世。”(以色列官方并未公布手稿。哈里·穆利什花了“半个小时”研究这份自传,德语犹太周刊《建设》只能发表其中一小段节选。)按照他自纳粹时期以来就未曾改变过的信仰(在耶路撒冷,艾希曼宣布自己信仰上帝。这是那些背弃基督教的纳粹们惯用的辞令。而且,他拒绝向《圣经》宣誓),他的出生归因于“超凡意义的载体”,这一以某种方式与“宇宙运动”相一致的实体,受到了缺乏“超凡意义”的人类生活的影响与支配。(此术语相当具有暗示性。说上帝承载超凡意义,字面上也就意味着他在军事等级中拥有一席之地,因为纳粹己经把军事的“命令接收者”、“接受命令的人”,改成了“命令的载体”;这也就说明,如同古代的“坏消息使者”,重大责任于是都落在了执行命令的人肩上。此外,就像任何一个与“最终解决”有关的人一样,艾希曼的职务要求他 “保守秘密”,做一个“保密者”。此时,他的自负使他目空一切。)

但是艾希曼对形而上学不大感兴趣,对介于意义载体与命令载体之间的任何私密关系保持着出奇的沉默。他一直在思考,还有哪些其他原因造就了现在的他,那便是他的父母:“假如他们在我出生时能看到,厄运女神为了扰乱幸运女神,己经把痛苦和烦恼编织到我的生命里,就不会对长子的降生那样喜出望外了。但是,有一条仁慈的、模糊的面纱,阻挡我的父母预见未来。”

厄运很快到来,始于学生时代。艾希曼的父亲原是索林恩电车电力公司的会计,1943年起成为该公司在奥地利林茨的高层。父亲有五个孩子,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其中似乎只有长子阿道夫?艾希曼没能读完高中,甚至都没有从后来转人的工程职业学校毕业。纵观其一生,艾希曼只谈他父亲更加著名的财政厄运,却不言及自身,以此骗取人们相信他早年的 “不幸”。无论如何,在以色列,在警官阿夫纳?莱斯上尉对他的第一轮审讯中(莱斯上尉跟他相处了大约35天,录制了76盒录音带,就此转录出3564页的书面报告),艾希曼情绪高涨,审讯中充满激情,要“把我所知的……和盘托出”,因此可能成为有史以来最合作的被告。(不过在铁证和具体问题面前,他的热情还是迅速降温,即便从未完全消失殆尽。)

他平生第一次承认自己早年的灾难,尽管他一定已经意识到,这样一来,他对自己在纳粹所有官方记录中的许多重要条日都难以自圆其说。不过这倒绝好地证明了他起初怀有无限的自信,尽管这都浪费在了莱斯上尉身上。莱斯对哈里·穆利什说:“我是艾希曼先生的祷告神父。”其实,这些灾难都稀松平常:因为他“从来就不是最勤奋用功的学生”——或者,加一句,最有天分的学生。离毕业尚早,他父亲就把他从高中,后又从职业学校接回了家。于是,官方记录里,他的职业是建筑工程师。这就好比他说自己出生在巴勒斯坦、会讲流利的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一样纯属胡扯——这是艾希曼常讲给他的党卫军同志和犹太受害人的又一则赤裸裸的谎言。

以相同的方式,他一直假装奥地利真空石油公司之所以解除他的销售员职务是因为他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他对莱斯上尉吐露的内容不那么波澜迭起,不过可能也不是实情;他之所以被解雇,是因为当时社会处在失业高峰期,最先被解雇的总是未婚职员。(这个解释乍听上去很可信,但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他是在1933年春天失去工作的,当时他已经跟薇罗妮卡,或者叫薇拉·利布尔,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订婚满两年。为什么他在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时不同她结婚呢?他最终于1935年3月才结婚,这很可能是因为,跟在真空石油公司的情况相似,党卫军里的单身汉也有被开除的风险,或者得不到晋升机会。)显然,说大话一直是他的主要恶习之一。

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重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汉娜?阿伦特就这场审判为《纽约客》写了五篇报告,后集结成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详细记录了这次引发全球关注的审判的全过程,并结合对大量历史资料的分析,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也有可能是平凡、敬业、忠诚的小公务员。艾希曼由于没有思想、盲目服从而犯下的罪并不能以“听命行事”或“国家行为”的借口得到赦免。

汉娜·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邪恶之强制性报告》一书出版后,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本书就以此著及相关讨论为窥镜,希望作现代伦理中一些关乎基准(这些基准是人类良知得以生长的土壤)的思考。

【作者介绍】

汉娜· 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出身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先是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1951年成为美国公民。同年,《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出版,为她奠定了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的国际声望。

流亡之前,阿伦特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协助犹太组织工作,为此曾被纳粹政府关押过。去美国之后,她为流亡者杂志《建设》撰写评论等;做过肯舍出版社的编辑;1952年担任过“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的负责人。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后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随着《人的状况》、《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论革命》等著作的出版,使她成为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的瞩目人物,近年来声誉日隆。1975年12月阿伦特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评论这张
 
阅读(13)|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